在经过半个多世纪全国范围内三次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和空前大规模的配合基本建设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涉及有或包含有汉代聚落因素的遗址遍布全国。特别是近年在全国一些地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专题性聚落考古调查工作中，发现有数量众多的汉代聚落遗址，如对鲁东南以日照为中心的沿海地区、豫南淮滨黄土城周边区域、河北元氏故城周边地区、滇池盆地东南部地区等的聚落调查，这为认识和研究汉代聚落的分布规律等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考古资料。
虽然迄今为止经过考古发掘的较为单纯和性质明确的汉代农耕聚落遗址数量较少，发掘面积也不大，主要有辽宁辽阳三道壕遗址、河南遂平小寨汉代遗址、江苏高邮邵家沟遗址、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江苏张家港小山村遗址、安徽泗县刘圩遗址等以及重庆、四川等地区发现的一些汉代聚落遗址，但也为研究汉代聚落的形态、构成要素和内涵等提供了可信而珍贵的实物样本。
自近代考古学引入中国后，考古调查工作就是考古发掘的先期工作，随着配合经济建设的发展，文物保护工作的需要，全国各地作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工作，发现了大量古代遗址，其中包括有大量的汉代聚落遗址。
鲁东南地区汉代聚落遗址调查
在对以山东省日照市为中心，北起胶州市南部，南至鲁苏交界处岚山区南境，西临五莲山及其余脉，东濒黄海的鲁东南沿海地区约余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的考古调查中，共发现大约余处秦汉时期遗址。
依据发现的遗址面积大小，可以大致将这些考古调查发现的秦汉遗址（总数为处，其中3处面积大小不确定）分成六个层级：万平方米为一级，面积最大，数量最少，有7处，约占遗址总数的0.4%；30~95.7万平方米为二级，有14处遗址，约占遗址总数的0.8%；12.5~27.7万平方米为三级，有23处遗址，占比约为1.4%；6.1~11.4万平方米为四级，遗址数量为54处，占比约为3.2%；1.0~5.7万平方米为五级，有处遗址，占比约为20%；0.1~0.97平方米为六级，有处遗址，占比约为73.9%。
在一级遗址中，尧王城、大土山、大古城（汉代海曲县城）、两城镇等四处为超大面积遗址，面积均在~万平方米之间，另外3处面积在万平方米左右；大土山和大古城存在有城墙遗存和大型墓葬遗迹，大古城为汉代海曲县城；其他几处均不见城墙遗存（也可能存在城墙遗迹，但尚未发现），而且,地表陶片的密集程度及其精美程度也不及前两者，可能属于低于县邑的中心聚落一“乡邑”。二级遗址中，面积在50万平方米至万平方米的遗址有6处，这类遗址也可能属于低于县邑的中心聚落。二级和三级中面积在20万平方米至50万平方米的遗址有16处，属于较小规模的中心聚落。应该考虑在一、二、三级较大规模的遗址中，一部分可能属于城址，文献记载东汉时期的琅邪国有13座城邑。四级、五级遗址面积在1万平方米11.4万平方米之间，数量为处，占遗址总数的比例为23.2%，属于中小型聚落。六级遗址数量为处，占遗址总数的73.9%，面积均在1万平方米以下，属于小型的聚落。
如果从遗址总的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计算，第一、二、三级遗址合计占地面积为.6万平方米，占遗址总面积的62%；第四、五级遗址总面积为万平方米，约占遗址总面积的29%；第六级遗址总面积.9万平方米，约占遗址总面积的9%。从分布情况看，大部分遗址距海岸线超过5千米,应是以农耕为主要的生业。
西汉时今青岛、日照一带属于徐州刺史部琅邪郡，辖51县，西汉末年有户，1079口。东汉时属于琅邪国，有13城，户，口。以现日照市为中心的余平方公里鲁东南沿海地区考古调查区域的面积大约占西汉时期琅邪郡面积的五分之一，主要涉及当时的海曲、稗县、昆山、横县、琅邪等县的全部或局部，按该区域占琅邪郡面积的五分之一，蠡测该区域人口也占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大约有户左右。
假设第四、五、六级遗址（总面积为.9万平方米）中均居住为普通农民，如果每户宅院占地按平方米（以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发现的宅院面积大小为参照）计算，大约可居住农民户，约占该区域西汉晚期蠡测总户数的38%。调查区域大致占东汉时期琅邪国范围的三分之一。如果人口也按三分之一计算，大约有户。该区域总体户数比西汉时期有所减少。
鲁东南沿海地区的考古调查表明，与东周时期相比，秦汉时期最显著的变化是中小型遗址数量的猛增。各级中心遗址的数量都有增加。7处一级遗址作为当时主要的中心城邑或聚落，均匀地分布在调查区域内；每两个中心之间的距离大约相当，约为10~15公里。除其中的1处遗址外，其他几处在东周时期都是二级中心。二级遗址中有6个为东周时期二级或三级遗址，其他8个为秦汉时期新出现的。这种布局和分布特点既是在区域地理环境的条件下因历史传统而形成，也是汉代国家统一、政府管理有力、人口数量增多等原因造成的。
“鲁东南沿海区域的全覆盖式调查却揭示了该区域社会变迁的另一个尺度，即汉代出现的引人注目的农村化趋势，较之以往曾经出现的核心化程度更为明显，因为农村社区人口所占比例增加了，而这正是以城市人口的减少为代价的。……调查发现的汉代考古遗存以大量的小型村落为主，采集到的遗物多属器形简单、陶胎较厚的实用陶片和瓦片等，也可以见到装饰有几何花纹的墓砖，它们所代表的应是乡里百姓的家居生活。”
可见，在汉代以各郡县城为中心，广泛分布有数量众多的小型农耕聚落，而且，与战国时期相比，这类的聚落数量是空前激增的。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汉代，今鲁东南沿海区域仍然属于稍为偏远的边缘地区，这里的历史开发强度与关中和中原地区及当时的临淄地区相比还是相对较弱和较为落后，人口的聚居程度也相对不太高，民众的生业特点也有自己的地域特征。另外，此区域受东周及秦汉时期战乱波及的程度可能较小，生存环境相对较为稳定。
河南淮滨县黄土城区域汉代聚落遗址调查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大学考古学系、美国佐治亚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对河南省淮滨县黄土城及其周边地区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拉网式考古调查，共发现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存71处（不包括5处汉代墓地）。其中，包含有汉代文化因素或汉代遗存共计41处（不包括5处墓地），占调查发现遗存总数的大约58%；先秦时期遗存中包含有汉代文化因素的遗址总数为34处，占全部调查遗址数量的约48%；单纯的汉代遗址为7处（不包括5处墓地）。从41处遗址面积方面考察，由大到小大致可分为四级：28..1万平方米为第一级遗址，面积最大，有2个遗址，占比为5%；6.79.1万平方米为第二级遗址，有3个遗址，占比约为7%；1~4.9万平方米为第三级遗址，有14处遗址，占比约为34%；其余遗址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下，为第四级，有21处（不含5处汉代墓地和1处面积未知遗址），占比约为51%；在这一级中，面积在0平方米的聚落遗址有15处，占比为约37%。
淮滨县地处淮河中上游，隶属于河南省信阳市，东面与安徽省阜南县接壤,处于中国地理第二阶梯到第三阶梯过渡地带，北亚热带与暖温带过渡地带。黄土城周边地区位于淮河北侧，属于黄淮平原南端。战国时期这里属于楚国范围。两汉时期淮滨属于豫州刺史部汝南郡，大部分属于期思县地。这里也是汉帝国的中心地区。通过对这次淮滨黄土城周边地区考古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对该调查区域与汉代聚落有关的问题得出以下的几点认识：
第一，黄土城和赵庄遗址作为一、二级遗址，面积较大，属于城址或可能建有城邑，应是当时区域行政、商业、手工业、文化等中心或次中心。三级和第四级遗址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下，绝大部分应为普通聚落，特别是第四级遗址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下，属于小型聚落，而且，面积在0平方米左右的小型聚落数量最多。在发现的汉代遗址中，从数量上说，大约85%的遗址属于普通聚落遗址，遗址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下，而且，面积在0平方米左右的小型聚落数量多。单个普通聚落中的居民居住数量不会很多。从总体上看，是比较分散的。
第二，这种大、中、小聚居点呈层级分布，符合平原农耕地区农业生产、生活便利的原则。如果按一个五口之家耕种一百亩（汉代亩制）土地计算，一千个家庭（五千口人）就要有十万亩耕地；当时的期思县大致按1万2千户气需要耕田1,,亩（按汉代1亩=0.69亩，合今,亩），也就是大约平方千米（如果按长方形计算，也就相当于24x23平方千米），这也是一个不小的空间范围。就近居住从事农业生产可以达到省时、省力的目的，减少居住址与耕作农田较远距离路途方面的时间和体力付出。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耕作的田间耕种、管理、收获、储藏等活动，在春、夏、秋三季二百多天几乎是每天必做的劳动，是一种常态，而生活必需品、日用品、生产工具等的购买可以是定量、定时的。所以，如果社会一直是在有序的政府有效管理下，没有恶劣的社会动荡不安环境，农民分散居住从事农业生产应该是最佳和最优的选择。
第三，政府的重本抑末政策，对垦田（开垦荒田）的提倡和督导，人口的自然增加，名田制度的影响，钢铁农具制作技术的广泛普及，对聚落的分布空间都形成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在对先秦时期已经开垦的区域范围内重新进行开发和耕种并定居的同时，在适宜的新的地点又建新的开发点并定居生产和生活。
河北汉代常山郡元氏故城周边聚落遗址调查
汉代常山郡元氏故城位于河北省元氏县殷村镇故城村一带，东南距今元氏县城约10公里，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前丘陵与河流冲积平原交接地带，北沙河与潴龙河之间。其间小河流纵横，自然条件优越，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有人类生存居住于此。
战国晩期，聚落渐多。据文献记载，元氏故城建城始于赵孝成王十一年（公元前年），“城元氏，县上原。”西汉高祖三年置元氏县，败赵歇后移恒山郡治所至元氏城，即今元氏故城。恒山郡在西汉初避汉文帝刘恒名讳改名常山郡，汉景帝时封常山国，汉武帝废国复郡，又置真定国。作为东汉光武帝兴业之地，汉明帝刘庄即出生在这里，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仍置常山国。隋末元氏城废。由历史沿革可知，元氏城主要兴盛于两汉时期，而且，在两汉时期长期作为王国都城或郡城的元氏城及其所处地域经济文化均较为发达。
对元氏故城及其周边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在以元氏故城为中心，半径2千米范围内，发现了14处以汉代遗存为主或具有汉代遗存的遗址和墓葬区。经过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汉代元氏故城周边汉代遗址和墓地密集，特别是墓葬分布较广，数量多，说明这里两汉时期居住人口较多，与元氏城长期作为常山郡郡城或王国都城的重要地位相吻合。
从14处遗存的分布情况看最大规模的墓葬区主要位于故城东南稍远的南程村西南一带；制陶和陶窑等手工业作坊区位于故城与主要墓地之间的东南北程村西一带，这里可以较近兼顾城内生活用陶器与建筑用砖瓦和城南墓葬区墓葬用砖的制作与烧制。
聚落则分布在距城较近的城东北、城东、城南地带，特别是城东南。这些近城聚落应出现于城内人口规模达到一定的聚居程度后，而且是在社会相对稳定时期，聚落内居住的应该是主要为城市生活服务的人群，例如蔬菜瓜果的种植和家禽家畜的饲养等。他们生产和居住的地点选择在城市的东边或东南方向，而不是选择西北和西方，是否与是出于避免对城市空气环境产生不良影响，这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些聚落如果不是人们自发的居住地点选择行为，也肯定会经过政府许可和同意。
需要指出的是，在距常山郡城2千米范围以外也应该有较多的各类聚落分布，聚落的性质应该以粮食生产为主。汉常山郡元氏故城周边的考古调查尽管是初步的，仍然不够确切和详尽，但对我们用考古学的方法了解汉代活态的社会发展状况和面貌应该是有益的尝试，这为我们更为全面和客观认识两汉时期城市与聚落相互依赖关系、城市发展需要与聚落形成的因果关系等提供了一种契机，同时，也为今后汉代城市与聚落考古实践提供了思考和启迪。
其他地区汉代聚落遗址调查
（一）云南滇池盆地汉代聚落遗址调查。在对云南滇池盆地东南部近湖冲积平原和台地区域聚落遗址进行调查时，发现汉文化分布点主要分布在当时益州郡治（益州郡设置于公元前年，郡治在今晋宁县晋城镇）周围。
在调查的64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43处遗址，其中25个属于石寨山文化（亦称滇文化，时代约从春秋时期至西汉末期），9个包含了石寨山文化和汉文化，另外5个只发现了东汉时期的陶片和瓦片，属于东汉时期遗址。这些遗址根据其规模大小可分为四个等级：汉代晋城镇遗址面积（益州郡治）最大，平方米；河泊所遗址面积次大，平方米；有7个大中型遗址，面积在3~10万平方米；其余34个遗址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下。石寨山文化遗址沿湖岸集中分布在当时的政治中心河泊所遗址周围和位于大河冲积扇盆地的古城遗址周围。在河泊所遗址周围共发现16处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下的遗址，这些小型遗址间距很近，大部分古沿湖岸或古河道分布。汉文化分布点更靠近于进出滇池盆地交通要道的山麓地带，益州郡治周围，面积不大，不到2万平方米。
关于石寨山文化的时代上限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和认识，大致可分为西周、春秋、战国三个不同的时间上限，但其时间下限是东汉初期是确定的。随着汉武帝时益州郡的设置，石寨山文化后期显然受到了汉文化的逐渐深刻的影响。因此，云南滇池盆地东南部考古调查发现的汉代遗址分布特征是在原石寨山文化前期（古滇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受汉文化的影响逐渐发展而成的。
尽管上述云南汉代益州郡治周围聚落遗址调查仅仅是初步的，但得出的认识应该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当时全国范围内各郡国城、县城等较大规模的城邑，包括都城长安周围，均分布有较多的小型聚落。
（二）甘肃西汉水上游地区汉代聚落遗址调查。对西汉水上游干流及其支流漾水河、红河、燕子河、永坪河流域，东起天水市天水乡、西至礼县江口乡长约60千米范围内进行了踏查，共调查各类遗址98处，其中，仰韶时代文化遗址61处，龙山时代文化遗址51处，周代遗址47处（包含周秦文化的遗址37处，寺洼文化的遗址25处），大部分早期和先秦时期遗址均发现有汉代遗存和遗物。
（三）北京房山拒马河流域汉代聚落遗址调查。对北京房山县拒马河流域进行了两次调查气共发现新石器时代、商代、西周、东周、汉代遗址20处，以及遭到严重破坏的、未见文化层堆积、仅在地面采集到文化遗物的“采集点”15处。其中，南尚乐镇周围发现汉代6处遗址（聚落），其他地点还有4处汉代遗址点。这一区域地形较为复杂，当时地处北方边境地带，汉代聚落数量远少于战国时期聚落，而且，多集中在了南尚乐镇周围，时代大致在西汉早、中期；采集到的遗物有陶釜、盆、豆、板瓦等，在南尚乐镇北还采集有陶范。其聚落的性质尚不够明确。
另外，以河南省鹤壁市大赉店遗址为中心，在淇河中下游两岸大约平方公里的调查范围内，基本可以确认存在着几个以较大型遗址为中心的史前至秦汉时期的大型聚落群。调查表明，距河流越近，古代遗址分布愈为密集，越远古代遗址分布愈为稀疏、年代愈晩。这些秦汉时期的遗址可能属于较小规模的散居农耕聚落。
全国其他地区较早时期都进行过持续的考古调查工作，大体与上述调查结果相一致，汉代聚落分布很广，例如对江苏邳海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工作，发现新石器时代为主的遗址5处，以西周为主的遗址10处，以汉代为主的遗址18处，而且，几乎所有的以新石器时代和周代为主的遗址上部均有汉代文化遗存。